2021年驻村扶贫干部待遇上涨吗？

2021年驻村扶贫干部待遇上涨吗？

2021年驻村干部待遇没变。国家为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从国家省市县四级抽调干部到村任职，他们驻村以后，需要一定的费用，比如，交通费，通讯费，生活费，办公费等，国家先后出台了文件，拨付专门经费保障运行，2021年，对驻村干部待遇没有变化。

没有，还是执行的老标准。每人每天100块钱补助。

扶贫攻坚的民情日记

扶贫攻坚的民情日记

脱贫攻坚，时不我待。要抓好有利时机，把各项扶贫政策落实下去，让贫困群众早点走出贫困，步入小康，下文是精心给大家挑选的扶贫攻坚的民情日记，欢迎欣赏还有阅读!

扶贫攻坚的民情日记<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镇包村干部将民情不单记在“心头”，更是记在“笔头”，在进村入户了解民情的过程中，事无巨细全方位记录入户情况、群众需求，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把不懂、不明白的问题，需要为群众解决的问题记录在案，而后认真梳理，获得精准扶贫第一手资料，使帮扶工作客观真实有效。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以情动人，群众对扶贫寄满了厚望，只有走得泥路、坐得板凳、唠得家常，切实了解群众的需求，把群众的需求作为导向和动力，带着感情实打实地帮助，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使群众真正地享受到党的扶贫政策带来的实惠，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

我们更要明白扶贫要扶到点上。脱贫不仅是村容村貌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唤起群众的致富动力，让群众获得发展技能。扶贫要因户施策、因户制宜，在入户走访中，很多干部百姓都认为政策方向是对的也是好的，可没有好成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扶到根上点上。对贫困户不能一概、一味地采取资金补助，应该视情况做出不同选择，缺资金的帮贷款、没技能的帮培训，把帮扶政策用好用足;对群众的帮扶也不能仅停留在“输血”上，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造血”上，引导贫困户自身发展壮大，才能实现脱贫致富的最终目标。

扶贫攻坚的民情日记<2> 9月8日 多云

9月3日-8日，市委蓝绍敏书记利用六天五晚的时间，深入泗阳县卢集镇谷嘴村开展“三解三促”驻点调研，与低收入农户同吃同住、亲切交谈，通过“户户到”的形式深入了解贫困地区、低收入农户的真实情况。蓝书记的5篇民情日记，客观反映了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和低收入农户的所思所盼所愿，特别是蓝书记对当前脱贫攻坚的思考，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泗洪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广、脱贫难度大，全省六大重点扶贫区域有西南岗、成子湖两个片区在泗洪。为了更加深入地摸清我县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农户的真实情况，我县从9月8日开始，集中利用三天的时间，组织县党政班子成员深入西南岗、成子湖两大片区，每人选定一个省定经济薄弱村，采取低收入农户“户户到”的形式，开展“三解三促”驻点调研。

这次驻点调研，我选择在龙集镇杨邵村。龙集镇是成子湖片区最偏远的乡镇，杨邵村又是龙集镇低收入农户比例最高的村，在全县79个省定经济薄弱村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我想，通过在这个村的驻点调研，更有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成子湖片区真正穷在哪，促进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真正难在哪。

到杨邵村后，村支部书记邵家华拿出了村里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花名册，全村836户、3038人中，低收入农户就有291户、813人，比例分别高达34.8%和26.8%。我们对照低收入农户花名册，逐户登门了解情况。到的第一户是低保户高学亮家。老高今年72岁，老俩口眼睛都不太好，大儿子患有精神疾病，小儿子也于近年做过一次手术，一大家子生活十分窘迫。看着老高家破败的房子，我很心忧。一个下午走下来，像老高家一样的房子比比皆是，村子里没有像样的路，环境脏乱差。农村真的很穷，农民真的很苦，如果不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不改善群众的.生活，哪里还有底气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下午走访的36户低收入农户基本情况看，其中像老高家一样因病或因残致贫的就有13户，还有6户因交通事故、安全事故等意外灾害导致贫困。通过与支部书记邵家华交流了解到，杨邵村因病、因残、因灾致贫的有213户，占全村低收入农户的73.2%、占全村总户数的25.5%。再从县扶贫办事先提供的统计数据看，因病、因残、因灾致贫在全县特别是西南岗、成子湖两大片区有着一定的普遍性。对这些低收入农户实施帮扶救助固然必要，但如何防止类似贫困现象的发生也显得十分重要。正如老高说的那样，如果早些及时治疗，当时眼睛也许还有希望。还有，一些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的村民，与农村环境差以及平时高盐多油的不健康饮食习惯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到贫困户高亚陆家里时，只有他的小女儿在家。小姑娘今年考上了扬州的一所职大，在她的话语间透露出对未来的憧憬。但谈到姐姐也在上大学、弟弟正在上初中时，小姑娘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担忧。一个家庭供着三个孩子上学，压力可想而知。还有唐献军家，常年以捕鱼为生，小家庭生活本来也还不错，但自从女儿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以后，每年近三万元的开支压得家里透不过气来。像高亚陆、唐献军这样的家庭还有好几户，基本上都因为孩子上学借了债，因学致贫问题在农村还相当突出，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陶其银夫妻都是残疾人，家里养了2000多只蛋鸡，为此也借了五、六万元的债。加上遭遇禽流感，现在勉强维持都很艰难。听到我与村支书记商量如何帮助他们协调小额扶贫贷款时，陶其银妻子脸上充满了期待。我想，推进“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如何真正实现这一转变，却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最关键是要选准“造血”的载体，落实到具体的项目，让贫困户真正能够做得起来、取得实效。还有一部分贫困农户，既不在享受低保等“兜底式”、“输血式”扶贫的政策范围，又无力实施“开发式”、 “造血式”扶贫项目，这部分贫困农户真的让人很担心、很焦虑。更让人担心和焦虑的是，一些群众对享受低保政策一味地攀比，甚至有的宁愿在家打打麻将、打打牌都不想到附近的工厂务工，“等靠要”的思想还比较突出。如何实施好“造血式”扶贫、如何既扶贫又“扶志”，是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大问题。

离开陶其银家时，在路上遇到了高亚陆。在听到我说他三个子女都很争气时，他脸上乐开了花，说：“不上学有什么出息?”直到晚上八点多结束走访时,我都在想着高亚陆的话,我想，这“出息”更多的是一种希望，是一种改变穷困、过上富足生活的希望，这也是杨邵村、是全县贫困群众的希望。这希望是压在我们肩头的责任，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脱贫攻坚这项工作做实做好，容不得半点懈怠。

扶贫攻坚的民情日记<3> 今天我到三组入户走访，感觉三组大部分都是新搬迁户，一统计，仅去年就搬迁了18户。原来三组的村民主要分布在山上和山下，大约各占一半，山上的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村民们强烈要求搬迁。经村委会协调，在山下整理了一些屋基，条件好的都迁下来住进了新房，目前山上大约还有七、八户，我决定先上山走一趟。

沿着山路往上爬，大约二十多分钟才到第一家，叫徐光朝，家里三口人，低矮的三间土坯房，家里很乱，满院都是刚孵出的小鸡。徐光朝的儿子徐斌对我们说，他们家三口本来都在外打工，因为他母亲生了病，得了肝硬化，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医生说没有了救治希望，不得已才回来。他母亲现在病情虽然没有恶化，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父亲身体也不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和甲亢病，他只有放弃打工回家照顾父母。为了挣点钱，他到省农科院学习了蜈蚣养殖技术，在家里养蜈蚣，但才起步，还没有见收;同时又买回了一批鸡苗，准备搞规模养殖。徐斌是我入户走访来在农户家里遇到的第一个年轻人，今年25岁，也是全村唯一一个搞特色养殖的，我很有感触，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有文化，有思路，建设新农村就需要年轻人。我对他说，养蜈蚣风险很大，关键是技术，所以你一定要多小心，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请人解决，千万不能让蜈蚣生病。

再往上走，来到程梅家，她正在林子里放牛，我说我们是“三万”活动工作组的，想到她家里坐坐，她便把牛拴好，把我们带到她家。家里条件还不错，虽然住在山上，但是楼房，而且也收拾得很干净，她说房子建了好几年了。程梅今年39岁，是我入户调查遇到的第二个40岁以下的年轻人，接连遇到两个年轻人，我便有些兴奋，现在年轻人都出门打工，留下来的实在太少了。

程梅家里三口人，丈夫朱朝明开农用车在周边村从事农产品收购、贩卖，每年可以挣一些钱。她在家种庄稼，不仅种了10亩土地，还养了10头猪、3头牛、1只羊，我粗略地算一下，她在家种地搞养殖每年的毛收入也有近2万元。她还有一个女儿，9岁，在洪门铺读小学。她家是我在洪门铺村入户走访以来遇到的条件算比较好的一户了。我问她现在主要有些什么困难，她说主要是她女儿上学比较困难，才9岁，每天要走几里路到山下读书，又没有同伴，中间要穿过好几个树林子，现在野猪比较多，很有危险，上学的时候她可以送一下，放学要是太忙就来不及接，希望能够解决一下。再就是希望村里帮忙在山下协调一个屋基，还是想搬到山下去住。

三组山上的资源其实还是很丰富，森林保护得比较好，山场面积也很大，如果年轻人不出门打工，像程梅一样，在家发展养殖，也还是可以挣到钱。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力所能及地把年轻人吸引回来，只有年轻人回来了，村子里才有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才可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接着我又到吴玉海、程家钱、吴兆旭、涂原进等几家，情况大体差不多，都属于比较勤奋、生活过得去、但生存条件又比较差的一类。他们都反映山上条件太差了，而且野牲畜多，破坏性大，庄稼都种不成，要求村里能够帮他们迁到山下居住。

从山上往回走，我想村里搞迁移扶贫是正确的，应该把村民从山上迁下来，人虽然住在山下，但山上的地还是可以种，而且还可以利用山场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老百姓也有增收的路子。

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城市化，那么农村发展的趋势应该是集镇化和村庄化，如何探讨一种土地流转机制和搬迁帮扶机制，把那些生存条件恶劣的村民集中迁移到公路沿线、集镇周围，让他们迁得下、住得稳、能发展，应该是政府认真研究并切实解决的问题。

扶贫攻坚的民情日记<4> “今年驻村工作队计划为村里打两口水井，预算得100多万元，我们下午去找河南孟电集团方面谈一谈，看他们能资助多少钱。如果还有缺口，我们再去相关部门试试能不能争取到一些资金。”拍石头村驻村工作队队长郭垒一边说，一边翻看着自己每天记下的民情日记。

4月19日上午9时，当记者见到郭垒时，他正在和拍石头村的两名村干部开“碰头会”，很多扶贫思路也都是在这样的“碰头会”上逐渐清晰起来的。作为驻村干部，郭垒来到拍石头村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驻村工作队由他和另外两名队员组成，工作内容只有一个――扶贫。

据郭垒介绍，用水困难是制约拍石头村发展的瓶颈，要想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必须解决用水问题。由于水位连年下降，水井年久失修，拍石头村的农田灌溉基本靠附近水库放水，生活用水则靠水窖储存雨水。驻村工作队今年计划协调水利部门打两口深水井解决生活和农业用水问题，并修建配套管网，送水入户。“这一项整体下来预计需要100多万元。拍石头村地处山区，地下配套管网的修建难度很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郭垒说。

在郭垒的民情日记上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志，也记下了村里33个贫困户的基本信息。他根据精准扶贫原则，将这些贫困户分成产业扶持、劳动就业、医疗救助、助学帮扶、低保兜底、集中供养、搬迁扶贫7个帮扶类别。拍石头村作为辉县市市委办公室负责的扶贫点，除了派出驻村工作队外，还安排有机关工作人员对村里33个贫困户进行一对一的帮扶。“我们就是开展扶贫工作的排头兵，负责搜集信息传给后方，以便制定精准的扶贫政策。”郭垒说话句句离不开扶贫。

作为辉县市市委办公室调研科科长，之前郭垒是坐在办公室里和材料打交道，成为驻村干部要求必须食宿都在村里，深入基层群众中去，这种转变，他刚开始有点不适应。但当第一次走访拍石头村贫困户时，他被深深地触动了。那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丈夫瘫痪在床，妻子体弱多病丧失劳动力，两个孩子还正在上学，十几平米的老屋破旧不堪，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这一幕令郭垒感到特别心酸，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群众摆脱贫困的阴霾。

去年，在驻村工作队的努力下，拍石头村亮起了路灯，修建了垃圾池和文化墙，山村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些曾经记录在郭垒民情日记上的内容都变成了过去式。现如今，用水困难、就业问题等贫困因素又被他记在了今年的民情日记上。

在对郭垒的采访过程中，他一会接电话为群众解答扶贫政策，一会又给队友介绍扶贫对象的家庭情况，采访被一次次地打断。他说，驻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就是这么忙，不过扶贫干部越忙越能说明群众脱贫的急迫性。由于白天工作太多了，入户走访只能放到晚上了，因此驻村工作队每人都买了一个手电筒。

接受完记者的采访，郭垒又要出门去河南孟电集团协商修建水井资金和安排村民劳动就业事宜了。像这样外出寻求经济或政策上的帮助，被他形象地称为“化缘”。每天，郭垒不是在记录民情日记，就是奔波在“化缘”的路上。

扶贫攻坚的民情日记<5> 授命到大岭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已经整整3个月了。今天一大早，我就接到村里老支书杨锡荣的电话，说村里今年烤烟长势喜人，是不是到几个农户家去鼓励一下，我正有此意，便欣然答应。

记得3月21日，我到县委宣传部报到，部里分配给我的一个任务就是扶贫。在参加完全县扶贫工作大会后，第三天我便驱车来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壶瓶山镇大岭村。大岭村距离壶瓶山集镇25公里。踏入村部，迎接我的是村支部书记李启斌和老书记杨锡荣。

次日，我和工作队的覃凤逸以及李书记开始了全村的走访调查。老书记也亲自陪我们一起走村串户，了解村情。大岭村坐落在著名的自然风景名胜壶瓶山大峡谷谷口，三面环山，一道峡谷与外界相连，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村域面积27329亩，森林覆盖率96%，耕地1090亩，总共451人。走访中发现，5岁-45岁之间的学龄儿童和青壮年劳动力较少，60岁左右的老人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学龄儿童都在集镇读书，由于路途遥远，大多需要一名家长陪读，青壮年劳力基本都在外打工，只有农忙或者过年过节才会回来。

村里的简易公路只能通行本地人的出行神器“麻摩”。那天，我们走访距离主线公路最远的张文业家，从村部出发，在“麻摩”车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后，我们改为步行，在很陡的山坡路上走走停停，3个小时后才到达。此时，我早已是精疲力竭，平房主人老张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但眼前的一幕却让我忘了疲惫：破旧低矮的平房，苍老的青砖石瓦，一张正对门口的八仙桌，桌面上整齐地铺了一层报纸，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褶、皮肤黝黑的男人坐在门边上发呆。走进屋里，眼前一片荒凉，我们不禁沉默了。

老张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以烤烟种植为例, 每亩成品烟叶的总收入在4000元以上，所需的烟叶专用肥料、劳动力、运费就要花掉一大笔钱，正常情况下，烤烟种植每亩净利润只有260元，再加上肥料和成品烟运输成本的增加，相对于交通发达的村，每亩收益减少300元，农民除了自身劳动力收益，实际上发展种植收益微薄。

当时，老杨书记还讲了一个让人心碎的“冷笑话”：前两年，惜粮坪的杨老养了几头猪，陡峭的山路连猪都赶不下来，只有杀了请人将猪肉背下山，一头猪200多斤肉，卖了2400多元，结果请人上山杀猪花了200元，请4个人背下去花了600元，再加上买猪仔的600元，除去自己背猪仔上山和喂猪的粮食、人工，毛利1000元，细算连喂猪花的饲料钱都不够。

那天，我们从栽烟谈到修路，从人畜饮水谈到茶叶发展，不知不觉，已日落西山，下山已是不可能了，经不住老张热情的挽留，我们留了下来，老张用山里人待客的饭菜招待了我们。3月大山的夜晚还是挺冷的，我们一群人围坐在火堆边，一直聊到深夜。

今天，我们在老张家又待了大半天，继续聊脱贫，聊发展。我们都认为，其实山里人不缺智慧，也肯吃苦，独特的气候条件生产出来的烤烟、茶叶、腊肉、蜂蜜、土鸡等都是城里人趋之若鹜的好东西，交通不便才是山区群众脱贫致富最大的拦路虎。只有打通了交通这个脱贫攻坚的“神经末梢”，山里百姓才能真正看到希望。

值得欣慰的是，石门县近两年响应常德市委“交通大会战”号召，西北山区的交通大环境正在快速得到改善，而大岭村的公路建设也已经被纳入扶贫规划，山里百姓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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